图书虽无声音的响度，却沉积着不为时间所撼动的厚度，它们是人类智慧从认识与实践中溢出的实体，是人类由个体向整体的存续。而图书馆不仅是书籍的归汇之地，亦是求知者的索引空间，勾勒着更为广大的精神版图，贤言凡语皆归其位，或可称为目录之目录，书籍之书籍。

作为学科的“图书馆学”诞生于十九世纪初的西方，但由河南安阳小屯出土的大量殷商甲骨文可知，我国在三千多年前的商代，就有了较大规模有序的文本管理。据文献，老子曾“守藏室之史”，也可以追溯到周代。书籍的出现来自于个体知识的溢出，而书籍管理的发展则出于流通知识对于个体的溢出。宋代郑樵提出“类例分，则百家九流各有条理”，“类例既分，学术自明”即体现了藏书索引形式的发展对各学科得以成型与进步的原始知识的梳分作用。

书籍是人类思想高地的常开之花。王阳明说：“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此所谓“心外无物”。若无书籍这一固态的文本，则一切伟大的精神之光都必因主客体间时空的割裂而“同归于寂”，当我们阅读时，则与圣贤两相互文，妙法一时而生，此所谓“书外无远思”。又正如勃朗宁所说，“书籍是更高等的人类，也是唯一能寄言于未来的人类”。

书籍又是人类精神的安居之所，程颐说：“外物之味，久则可厌；读书之味，愈久愈深。”读书之乐，是世上最深刻而持久的快乐。今日世界瞬息万变，纷繁喧杂的红尘万象令人初觉新鲜，即速而生倦，人类不断扩大着“精神分母”的同时，渐渐失却了内心安定的力量。唯在书籍中体悟到的那份与前人共通的喜乐忧患，并未更变。世间种种烦恼自生于我心，寻觅陈列于静谧时光中的永恒智慧，不断洗刷疲惫的心灵，让我们在光速的社会时空中偷得半日悠闲。“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陶渊明如此简单的幸福，于今仍是普世的向往。

“学而悟者忘餐。”书圣王羲之也有着和陶渊明相似的快乐，蒲松龄也曾说过：“书痴者文必工，艺痴者技必良。”可见读书与艺术皆通于一个“痴”字。那种人类精神在纯粹陶冶中的自然运化过程，既是人生“至乐”，其与前人智慧两相生发，迭代而出的新思想、新形式，更是人生价值的“至贵”。中国美术学院是重要的艺术学府，美院学子学习艺术，不能不与文通，亦不能不与理通，不通于文则无郁毓之气，不通于理则无益于多情。中外历史上，最伟大的艺术家往往身兼多能，从苏东坡到徐渭，从达芬奇到米开朗基罗，无不如是。因为真正的艺术并非苍白的技能，而是融通于人生体悟的“联觉”能力，拥有旁通一切的阅历，分享人类文明的智慧阳光，汲取哲人大师的精神雨露，方能蓄源头活水入冥思苦练之艺。

阅读可以除疑惑、开智慧、安心灵、解寂寞。伍尔夫认为，天堂就是由书籍组建的，范景中先生将之解释为：“书籍由其美的光彩构筑读书人心目中的天堂。”希望中国美术学院图书馆能在全体工作人员与读者的共同努力下，充分发挥其文脉的作用，务实地将之打造为美院师生心灵体悟与创作想象的“养分天堂”，激发文艺优越的理想，付诸实践。